西安国力仁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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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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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国力仁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躲不开的话题,也是秦始皇一生中做的很愚蠢的两件事,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焚书坑儒?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焚书“”就是焚诗书、史书发生原因:
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因为距离死亡只有5年的时间了,秦始皇招来70个博士举行宴会,会上一片热闹的景象,有溜须拍马的人就出来夸赞秦始皇的功业至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也有听不惯说大话的人就站出来批评秦始皇的郡县制有问题,这时秦始皇就不高兴了,就让大臣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丞相李斯就出来发表声明了,因为郡县制就是李斯提出并推行的,重法家的李斯本来就讨厌儒学,就跟秦始皇建议:“郡县制推行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站出来乱说话的,这是因为私底下诗书、古经太多了,不统一造成的”于是就向秦始皇建议把除了秦的史书、医药类、占卜类的史书,其他各国的书全部焚毁,并且有敢私藏者,严惩不贷,这就是出名的焚书令。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
“坑儒”不是坑儒士,汉代的说法是“坑术士”,术士:泛指儒生、道教之士、江湖术士、法术之士,跟儒生有关系但儒生不是主要的,而“坑儒士“”是晋代以后的事,《史记》记载: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再来说说“坑儒”怎么回事?秦始皇一生追求长生不老,到处寻找仙药,当时有很多方士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事的,其中秦始皇最信任的有三个,卢生、侯生、徐福,卢生和侯生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仙药,这就没法向秦始皇交待,于是就商议准备携巨款逃跑,并且在背后说了秦始皇很多坏话,没想到被秦始皇知道了,这还了得?拿了钱财仙药没找到,还逃跑了,于是秦始皇发怒,命令全城的方士集合在一起,一共400多人,集体活埋了,秦始皇告知天下人,以此为戒,警示后人。
坑儒,坑的是术士,后代秦朝灭亡,大汉建立,儒家当道,所以儒家学说就会把重法家的秦始皇说成“坑杀儒士”,以激起儒家对秦始皇的怨恨,这是儒家学派的斗争,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正式奠定了儒家的统治地位。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史记》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愚弄百姓,不让天下读书人胡言乱语,在统治思想上加强集权,增加自己的皇帝权威,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以暴力来巩固统治。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何评价?焚书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先秦大量的思想著作、学说全部都付之一炬,令世人惋惜,这是秦始皇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以为用“焚书”就能统一人民的思想,没想到最后却适得其反,反而正是不读书的刘邦、项羽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唐代有一首诗专门讽刺秦始皇焚书的,咱们来读读
《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讽刺啊,焚书坑的灰尽还没有熄灭,陈胜、吴广就揭竿起义了,全国一呼百应,最后灭了秦朝的刘邦、项羽恰恰就是不读书的人,这是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嘲讽和批判,也是后世读书人抓住秦始皇焚书事件说事的原因。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灭亡后,大汉建立,在大汉初期,因为百废待兴,刘邦和吕后都是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人们的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学术思想也开放,到了汉代中期经济实力雄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打匈奴,通西域,大汉边疆大大增加,在学术上第一次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统治了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影响深远,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目的只有一个,加强思想上的统一。
总结儒家在秦朝的时候不是主流,秦朝主流是法家,因为秦国是靠变法强国,更坚信法家可以治国,殊不知法家是能强国,但是治国要靠儒家思想,所以到了汉代的时候,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大一统的国家只能靠儒家为主流思想来统治了,整体来说这个治国是有效的,是作为皇帝制度实施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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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必须恢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之一。5000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其博大精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生生不息,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养成及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概括,但毫无疑问,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和基本的价值准则,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渗透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中,通过艺术、建筑、文学、医学等方式表现出来,塑造出有别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别具特色的文化样式,并与这些文化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科技的落后,中国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和由此带来的屈辱,人们从由辉煌到落后的反差中,开始了反思。因为学习西方并想以此来振兴民族的心理过于迫切,一些思想家以激进和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将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落后”、“愚昧”,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及产生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原因。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巨大的轻视甚至否定,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只要提出重视传统文化的倡议,就会被人们视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
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力;相反,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意志力的支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信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对民族和世界关系的重新理解。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之间的交流增多,使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有了更多的机会交流,并能充分吸收对方的优点。但是这种交流和吸收并不会使某一种文化消失,不同的文化在这种吸收和沟通中不断强化自己文化的独特理念,并使这种理念能为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所了解。
在这样的观念下,那种流行于20世纪的“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便显出其错误和有害性,而一种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化优势的新的文化观念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而不是阻力的看法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开始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正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必须恢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3. 荣成哪里还有办婚礼的饭店?
名都国际。
晶海酒店。凤城大酒店。圣豪轩。唐朝酒店等。
主要是要看你选择的价位了。这些基本上都是1000以上的。
如果要1000以下的话,就很多了,什么徐记海鲜啦,各种人人居,国力仁和,川渝人家这种的其实都是可以当成婚礼场地的。只是相对上面的那些要差一些。
4. 北京公交一卡通能在那些超市使用?
超市可以使用公交卡结算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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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红兴超市、二商物流、统杰法宝、北京福自良品商贸、广亨超市、广联创业、红久果果超市、北京鸿利燕房副食店、金宇瑞欣、
金源千业、物美京北大世界、美悠堂食品(来伊份)、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联华世纪、美廉美连锁超市、明月红日、全兴超市、
北京仁和嘉坤超市、日升隆鑫超市、荣泽方圆商贸、润福商业、尚德尚品商贸、
通达彩云商贸中心、旺家诚信超市、旺美廉超市、旺市百利、北京威莱德科技、巍锦旺贸易、兴达商贸、星城绿康超市、幸福荣耀、
轩铭商贸、沿弘城超市、燕迎佳丰商店、北京亿会姐妹超市、苏州雨润发超市、玉泉创业。
5. 明英宗为何残忍处死功臣于谦?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他是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是明朝正统和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我对于谦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正廉洁、忠君爱国的士大夫,是一个“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人,他对明朝是有再造之恩的。当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王朝面临着灭亡危机,京师人心惶惶,朝局一片混乱,所谓“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这时以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朝臣主张弃都南迁。于谦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当廷怒斥南逃主张,“言南迁者,可斩也”,指出京师是天下根本,一旦南迁,中原将落入敌手,重蹈宋室偏安一隅的局面,“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在制止南迁后,于谦又独当一面,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军的进犯,最终化解了这次明朝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使明朝社稷继续存续下去。
于谦不仅指挥北京保卫战使局势转危为安,他在这次战争之后的举措,也使得远在漠北,身陷囹圄的明英宗得以返回北京。
首先,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明英宗之后,本以为奇货可居,可用来诱破明朝关隘,向明廷索要财物。但是由于于谦坚持主战,拒绝讲和,也先手里的明英宗成了无用的“空质”,而由于与明廷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原先通过朝贡和互市可以得到的财富也无法得到,实在得不偿失,于是也先便想以送回明英宗为契机,重启和议,动了送回明英宗的念头,这个后世史学家看的清清楚楚。
《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嗟乎!南迁不行,然后国存;和议不行,然后君存。两议俱息,君国皆存,而少保之祸不得旋踵矣。而在明朝方面,几乎文武大臣都觉得土木堡惨败,皇帝被瓦剌俘获,怎么看都是奇耻大辱,迫切希望明英宗能尽快返回,但此时已经成为皇帝的景帝对此并不热心。在一次廷议中,吏部尚书王直提出既然瓦剌主动讲和,就应该通过交涉,迎回英宗,景泰帝心中很不高兴,又是于谦从容上奏,使景泰帝应允英宗南归,史称“上皇之还,以谦从容数语,转移上意,而口不言功”。
《明通鉴·卷二十五》:直对曰:“必遣使,毋遗后悔。”上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当然,我做为一个普通百姓对于少保之评价固无足道也!我们再看看古人,尤其是明人对于谦的评价。先来看看与于谦同朝为官的李贤怎么说。
《天顺日录》:正统己巳之变,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群议,选将练兵,坐拥强虏,光辅中兴,厥功非细。当时天下之人皆知以身配安危,功在社稷,而岂虞其有杀身之祸哉!再看谈迁的《国榷》引用明人议论。
《国榷·卷二十三》: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方也先之入寇也,中外震駭,皇皇南奔,呼吸间即有永嘉靖康之祸,而于公以一书生,砥柱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使一代王朝转危为安的英雄,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成为惨遭统治集团杀害的悲剧性人物,不得不让人唏嘘万分,那么于谦为何会成为悲剧性英雄呢?我认为原因如下: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于谦的死是有其制度的必然性的。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面临着正名问题,既然景泰帝已经被废除,废为郕王,被批倒。那么对拥立景泰帝的所谓“主谋”于谦加以惩治就成为必然之数,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合法性。
其次,于谦对明朝有再造之功,但是就是因为功勋之大,遭人妒忌,在击退瓦剌之后于谦就不停的被弹劾,于谦深受景泰帝知遇之恩,景泰帝达到了“所论奏无不从者”,凡用一人必然要听取于谦意见,而于谦也从实道来,导致了“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嫉之”,自北京保卫战后,那些妒忌之火熊熊燃烧的大臣们,一刻不停的对于谦进行指责、弹劾,指责内容形式多样,比如都御史罗通本由于谦提拔,战后指责于谦功簿不实,再如御史顾曜指责于谦手中权力太过于集中,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最有意思的就是侍讲刘定之的奏疏,可谓是满纸荒唐言,我来节选摘录,大家体会一下他的神论。神论如下:
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晋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义之心乎?真是个好喷子,为了喷而喷,连脸都不要了,德胜门之战,瓦剌以万骑精锐来搏杀,于谦率军埋伏,击退瓦剌军,也先之弟中炮而死,这不叫胜利叫啥?
整个北京保卫战于谦率领明军的二线部队对抗瓦剌精锐并且击退,还想怎样?
随着景泰朝朝政的日趋稳定,这股力量的妒忌之火越烧越大,直至成为毁灭于谦的一个因素。
第三,于谦本人刚直,不畏权贵,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使然。于谦做官极其公正刚廉,绝不徇私枉法,就比如石亨为了巴结于谦推荐于谦之子于冕回京做官,被于谦指斥。
《明通鉴·卷二十六》:冕既至,谦言:“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顾独私臣子,如公议何!”卒辞之。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导致“怨而訾之者益众”,幸好有景泰帝的格外信任,才得以施展才能,安然无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谦在这个封建朝廷上已经失去了基础。
第四,明英宗的私恨使然。英宗之恨于谦大约有两端:一是于谦在明英宗受困漠北的时候,于谦主战,尽管英宗因为于谦主战和在景泰帝面前斡旋而回(前已叙述),但是仍然对于谦不主和议耿耿于怀,所谓“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二是明英宗被幽禁久居南宫,听信徐有贞等人的一面之言,诬陷于谦以及王文在景泰帝病重时迎立外藩继位,这就是对于谦赤裸裸的诬陷了,其实于谦并无此事。
《彭文宪公笔记》:是年正月,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与副都御史密谋举兵,迎太上皇于南城复位,执于谦、王文、范广杀之,罢黜陈循等十余人充军为民,罪其迎外藩也。然无此事。时诸人欲张己功,假此以为名云。但是,明英宗既然对于谦有先入为主的仇恨,又对徐有贞等人深信不疑,于谦自然难逃一死。
最后,浓厚的忠君思想直接导致了于谦的死亡。据万历五年进士,时任吏部主事的屠隆说,于谦对徐、石等人密谋“夺门之变”并非不知,但是于谦认为如果以武力相抗,虽自己身家可保,但景泰帝和英宗势不俱全。因此,当他知道,徐、石兵夜入南城时,听之任之,正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于谦抱着死而无憾的精神处理此事,可惜明英宗和倒谦派并无此胸襟,为了一己之私处死了于谦。
所以,专制制度的痼疾,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加之朝臣的嫉妒以及明英宗的私恨多重因素结合起来,酿成了于谦之死的悲剧。
引用文献:《明史》、《国榷》、《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天顺日录》、《彭文宪公笔记》
6. 辽主为什么会哭?
这个史料引用就有问题,正史并无此记载,而且很明显这话不可能是耶律洪基说的,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如果硬要往耶律洪基身上套,只有一点可以贴得上:耶律洪基确实不是好战分子,尤其不愿意跟北宋开战。
所谓耶律洪基大哭,见于《河南邵氏闻见後录》: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河南邵氏闻见後录》是南宋绍兴年间的进士,邵博的个人作品,经史子集大杂烩,不是历史,更不是官修历史。所以,它可以当做文学作品阅读,或者史料参考,不可当做真实的历史。
首先邵博的这段记载,无论《宋史》还是《辽史》都没有记载,同时这段记载可谓漏洞百出:
1.四十二年不识兵戈,不知道邵博是怎么计算的
宋仁宗去世是1063年,42年前是1022年或者1021年。我查了一下史书,宋辽之间没有战争发生。1022年有一件大事:宋真宗驾崩,宋仁宗即位。那一年耶律洪基10岁,在位的是他爹辽兴宗。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澶渊之盟发生在1004年,距宋仁宗驾崩已经五十九年。期间只有1033年,发生过一次“重熙增币”事件,大宋被辽讹诈了一笔钱,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这个42年莫名其妙,居然很多人不问青红皂白跟风说事,唉!
2.耶律洪基执使者手恸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耶律洪基与宋使见面,那是外交程序,一国皇帝怎么可能在外交场合做出如此举动,这叫失礼,而且是对他辽国的侮辱,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3.给异国皇帝建衣冠冢,耶律洪基脑子里进了多少吨水
衣冠冢不好建,因为对方是皇帝,还是别国皇帝,你按什么规格建?低了不行,高了也不大合适。建完以后怎么祭祀?谁祭祀?按什么礼节祭祀?都是问题。耶律洪基自家的祖宗那么多,还拜不过来,怎么会无事生非给自己再弄出个祖宗来?
4.宋仁宗的御像,被历代辽帝当祖宗供奉,更是无语
这个就不是玩笑了,而是编者自我娱乐!分明是在作践辽国人嘛!
是的,从记录行文方式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邵博阿Q式的自慰!南宋绍兴年间是什么状况?被金国人打得抱头鼠窜,接近亡国的时候,宋人一方面怀念宋辽和平时期,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自大的方式,找回一点心里安慰,如此而已!
不过,耶律隆基不愿意跟宋为敌倒是真的。耶律隆基是辽国败亡的罪魁祸首,此人很昏庸,不辨忠奸,生活奢靡。他跟宋徽宗很类似,是个文艺青年,诗词书画,音律赋咏,无所不通,还比宋徽宗多一个弓马射猎的爱好。
辽国就是在他的统治下迅速滑落的,这家伙最令人不齿的是,耳根软得很,曾经听信奸佞之言,杀了皇后,逼死太子。若不是先辈打下的基础好,大辽在他手上就完蛋了。
这样一位一心贪图享乐的家伙,又热衷于汉文化,每年又坐享大宋的供奉。所以,耶律隆基从心眼里不愿意与宋为敌。苏辙曾经出使辽国,见到过耶律隆基,回来后评价他说:
“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念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耶律隆基临死前,还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孙子,即辽国末帝天祚帝说:“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
不愿意与宋为敌,不代表愿意给宋皇当孝子贤孙,邵博扯得有点大!
开头说这个故事有点张冠李戴,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宋真宗与辽兴宗之间的事。
宋辽澶渊之盟后,辽国罢兵,修兄弟之好,辽兴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婶。宋辽之间百年无战事,就从这里开始,以至于两国边境“戴白之人未尝识兵”,连白发老人们,都没见过打仗。《契丹国志》记载了宋真宗去世时,辽兴宗的悲痛心理:
“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入境,幽州急递先闻。帝不俟贻廓至阙,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已下皆为沾涕,因谓宰臣吕德懋曰:「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洎约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因又泣。”辽兴宗听闻消息,不等报丧的宋使到,就先为宋真宗举办了哀悼,令所有后妃以下一律戴孝哭丧。他哭道:皇兄仅比我大两岁,他走了,我也为时不多了!辽兴宗还回忆了与宋真宗的交往史,以及对新帝宋仁宗的关怀和慰问等。
曾有一次,因为臣下提到了“恒”字,被辽兴宗斥责冒犯了宋真宗的名讳。为了避讳,辽兴宗苛严到连僧人的法号都要避讳。《契丹国志》的真实性虽然也有争议,但是这是一部“奉敕”编撰的史书,所选择材料,以官方资料为准,可信度很高,至少可以看作是严肃的史籍补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多,本来是好事,但是作为后人,如果不加识别地接纳,不分场合地乱用,难免闹笑话!
7. 杭州历史上都有过哪些名字?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汉书地理志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三国、两晋、杭州属吴郡,归古扬州。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梁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桐庐,属吴州。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并桐庐入钱唐县,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年),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杭州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水牵卉服,陆控山夷”。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年)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一度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一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旺景象。每年朝廷从杭州所收商税高达50万缗,几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在元和八年(812年)中央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已经出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于杭州。当时的杭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桐庐、于潜、新登、横山、武康十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 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淳化五年(994年),改军号为宁海军节度。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之一。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年),著名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据《宋史》卷88《地理志》载,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户口数字与元丰年间大致相等,户数达203574,口数达296615。宋仁宗有诗句赐梅挚知杭州中赞美杭州为东南第一州。由此可见,在南宋定都之前,杭州是江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州城。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 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在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年),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两浙大都督府,又改设安抚司,十五年(1278)升杭州路,为江浙行省省会。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清世祖顺治2年(1645年),置浙江巡抚,驻杭州,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为浙江行省,杭州为省会。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有续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城内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郊区仍为杭县,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国力不振,民生凋敝,杭州城市年久失修,工商业也困难重重,西湖的不少景点,大多残破不堪,有的已经废圮。1949年5月3日,杭州市才获得新生。50年代以后,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先是将原有的八区改名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江干区、西湖区、艮山区、拱墅区、笕桥区;其后,艮山区并入下城区,笕桥区并入江干区,中城区大部分并入上城区,小部分并入下城区。,1958年4月杭县撤销作为杭州市郊区,1960年1月建立钱塘联社,1961年3月余杭县并入杭州钱塘联社,成立新的余杭县。1990年初,半山区又与拱墅区合并,成立新的拱墅区。1994年,杭州升格为副省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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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国力仁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躲不开的话题,也是秦始皇一生中做的很愚蠢的两件事,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焚书坑儒?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焚书“”就是焚诗书、史书发生原因:
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因为距离死亡只有5年的时间了,秦始皇招来70个博士举行宴会,会上一片热闹的景象,有溜须拍马的人就出来夸赞秦始皇的功业至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也有听不惯说大话的人就站出来批评秦始皇的郡县制有问题,这时秦始皇就不高兴了,就让大臣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丞相李斯就出来发表声明了,因为郡县制就是李斯提出并推行的,重法家的李斯本来就讨厌儒学,就跟秦始皇建议:“郡县制推行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站出来乱说话的,这是因为私底下诗书、古经太多了,不统一造成的”于是就向秦始皇建议把除了秦的史书、医药类、占卜类的史书,其他各国的书全部焚毁,并且有敢私藏者,严惩不贷,这就是出名的焚书令。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
“坑儒”不是坑儒士,汉代的说法是“坑术士”,术士:泛指儒生、道教之士、江湖术士、法术之士,跟儒生有关系但儒生不是主要的,而“坑儒士“”是晋代以后的事,《史记》记载: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再来说说“坑儒”怎么回事?秦始皇一生追求长生不老,到处寻找仙药,当时有很多方士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事的,其中秦始皇最信任的有三个,卢生、侯生、徐福,卢生和侯生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仙药,这就没法向秦始皇交待,于是就商议准备携巨款逃跑,并且在背后说了秦始皇很多坏话,没想到被秦始皇知道了,这还了得?拿了钱财仙药没找到,还逃跑了,于是秦始皇发怒,命令全城的方士集合在一起,一共400多人,集体活埋了,秦始皇告知天下人,以此为戒,警示后人。
坑儒,坑的是术士,后代秦朝灭亡,大汉建立,儒家当道,所以儒家学说就会把重法家的秦始皇说成“坑杀儒士”,以激起儒家对秦始皇的怨恨,这是儒家学派的斗争,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正式奠定了儒家的统治地位。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史记》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愚弄百姓,不让天下读书人胡言乱语,在统治思想上加强集权,增加自己的皇帝权威,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以暴力来巩固统治。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何评价?焚书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先秦大量的思想著作、学说全部都付之一炬,令世人惋惜,这是秦始皇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以为用“焚书”就能统一人民的思想,没想到最后却适得其反,反而正是不读书的刘邦、项羽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唐代有一首诗专门讽刺秦始皇焚书的,咱们来读读
《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讽刺啊,焚书坑的灰尽还没有熄灭,陈胜、吴广就揭竿起义了,全国一呼百应,最后灭了秦朝的刘邦、项羽恰恰就是不读书的人,这是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嘲讽和批判,也是后世读书人抓住秦始皇焚书事件说事的原因。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灭亡后,大汉建立,在大汉初期,因为百废待兴,刘邦和吕后都是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人们的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学术思想也开放,到了汉代中期经济实力雄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打匈奴,通西域,大汉边疆大大增加,在学术上第一次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统治了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影响深远,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目的只有一个,加强思想上的统一。
总结儒家在秦朝的时候不是主流,秦朝主流是法家,因为秦国是靠变法强国,更坚信法家可以治国,殊不知法家是能强国,但是治国要靠儒家思想,所以到了汉代的时候,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大一统的国家只能靠儒家为主流思想来统治了,整体来说这个治国是有效的,是作为皇帝制度实施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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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必须恢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之一。5000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其博大精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生生不息,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养成及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概括,但毫无疑问,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和基本的价值准则,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渗透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中,通过艺术、建筑、文学、医学等方式表现出来,塑造出有别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别具特色的文化样式,并与这些文化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科技的落后,中国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和由此带来的屈辱,人们从由辉煌到落后的反差中,开始了反思。因为学习西方并想以此来振兴民族的心理过于迫切,一些思想家以激进和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将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落后”、“愚昧”,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及产生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原因。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巨大的轻视甚至否定,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只要提出重视传统文化的倡议,就会被人们视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
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力;相反,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意志力的支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信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对民族和世界关系的重新理解。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之间的交流增多,使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有了更多的机会交流,并能充分吸收对方的优点。但是这种交流和吸收并不会使某一种文化消失,不同的文化在这种吸收和沟通中不断强化自己文化的独特理念,并使这种理念能为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所了解。
在这样的观念下,那种流行于20世纪的“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便显出其错误和有害性,而一种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化优势的新的文化观念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而不是阻力的看法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开始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正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必须恢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3. 荣成哪里还有办婚礼的饭店?
名都国际。
晶海酒店。凤城大酒店。圣豪轩。唐朝酒店等。
主要是要看你选择的价位了。这些基本上都是1000以上的。
如果要1000以下的话,就很多了,什么徐记海鲜啦,各种人人居,国力仁和,川渝人家这种的其实都是可以当成婚礼场地的。只是相对上面的那些要差一些。
4. 北京公交一卡通能在那些超市使用?
超市可以使用公交卡结算的有:
物美 、华冠超市、华普、华润超市、世纪联华、首航国力、超市发、乐天玛特、
顺天府、奥士凯、奥士凯物美、艾堂金超市、北京燕康超市、长通佳美、城乡、大星发超市、稻香村迎风食品、金点点超市、
东红兴超市、二商物流、统杰法宝、北京福自良品商贸、广亨超市、广联创业、红久果果超市、北京鸿利燕房副食店、金宇瑞欣、
金源千业、物美京北大世界、美悠堂食品(来伊份)、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联华世纪、美廉美连锁超市、明月红日、全兴超市、
北京仁和嘉坤超市、日升隆鑫超市、荣泽方圆商贸、润福商业、尚德尚品商贸、
通达彩云商贸中心、旺家诚信超市、旺美廉超市、旺市百利、北京威莱德科技、巍锦旺贸易、兴达商贸、星城绿康超市、幸福荣耀、
轩铭商贸、沿弘城超市、燕迎佳丰商店、北京亿会姐妹超市、苏州雨润发超市、玉泉创业。
5. 明英宗为何残忍处死功臣于谦?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他是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是明朝正统和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我对于谦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正廉洁、忠君爱国的士大夫,是一个“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人,他对明朝是有再造之恩的。当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王朝面临着灭亡危机,京师人心惶惶,朝局一片混乱,所谓“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这时以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朝臣主张弃都南迁。于谦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当廷怒斥南逃主张,“言南迁者,可斩也”,指出京师是天下根本,一旦南迁,中原将落入敌手,重蹈宋室偏安一隅的局面,“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在制止南迁后,于谦又独当一面,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军的进犯,最终化解了这次明朝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使明朝社稷继续存续下去。
于谦不仅指挥北京保卫战使局势转危为安,他在这次战争之后的举措,也使得远在漠北,身陷囹圄的明英宗得以返回北京。
首先,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明英宗之后,本以为奇货可居,可用来诱破明朝关隘,向明廷索要财物。但是由于于谦坚持主战,拒绝讲和,也先手里的明英宗成了无用的“空质”,而由于与明廷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原先通过朝贡和互市可以得到的财富也无法得到,实在得不偿失,于是也先便想以送回明英宗为契机,重启和议,动了送回明英宗的念头,这个后世史学家看的清清楚楚。
《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嗟乎!南迁不行,然后国存;和议不行,然后君存。两议俱息,君国皆存,而少保之祸不得旋踵矣。而在明朝方面,几乎文武大臣都觉得土木堡惨败,皇帝被瓦剌俘获,怎么看都是奇耻大辱,迫切希望明英宗能尽快返回,但此时已经成为皇帝的景帝对此并不热心。在一次廷议中,吏部尚书王直提出既然瓦剌主动讲和,就应该通过交涉,迎回英宗,景泰帝心中很不高兴,又是于谦从容上奏,使景泰帝应允英宗南归,史称“上皇之还,以谦从容数语,转移上意,而口不言功”。
《明通鉴·卷二十五》:直对曰:“必遣使,毋遗后悔。”上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当然,我做为一个普通百姓对于少保之评价固无足道也!我们再看看古人,尤其是明人对于谦的评价。先来看看与于谦同朝为官的李贤怎么说。
《天顺日录》:正统己巳之变,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群议,选将练兵,坐拥强虏,光辅中兴,厥功非细。当时天下之人皆知以身配安危,功在社稷,而岂虞其有杀身之祸哉!再看谈迁的《国榷》引用明人议论。
《国榷·卷二十三》: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方也先之入寇也,中外震駭,皇皇南奔,呼吸间即有永嘉靖康之祸,而于公以一书生,砥柱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使一代王朝转危为安的英雄,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成为惨遭统治集团杀害的悲剧性人物,不得不让人唏嘘万分,那么于谦为何会成为悲剧性英雄呢?我认为原因如下: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于谦的死是有其制度的必然性的。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面临着正名问题,既然景泰帝已经被废除,废为郕王,被批倒。那么对拥立景泰帝的所谓“主谋”于谦加以惩治就成为必然之数,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合法性。
其次,于谦对明朝有再造之功,但是就是因为功勋之大,遭人妒忌,在击退瓦剌之后于谦就不停的被弹劾,于谦深受景泰帝知遇之恩,景泰帝达到了“所论奏无不从者”,凡用一人必然要听取于谦意见,而于谦也从实道来,导致了“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嫉之”,自北京保卫战后,那些妒忌之火熊熊燃烧的大臣们,一刻不停的对于谦进行指责、弹劾,指责内容形式多样,比如都御史罗通本由于谦提拔,战后指责于谦功簿不实,再如御史顾曜指责于谦手中权力太过于集中,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最有意思的就是侍讲刘定之的奏疏,可谓是满纸荒唐言,我来节选摘录,大家体会一下他的神论。神论如下:
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晋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义之心乎?真是个好喷子,为了喷而喷,连脸都不要了,德胜门之战,瓦剌以万骑精锐来搏杀,于谦率军埋伏,击退瓦剌军,也先之弟中炮而死,这不叫胜利叫啥?
整个北京保卫战于谦率领明军的二线部队对抗瓦剌精锐并且击退,还想怎样?
随着景泰朝朝政的日趋稳定,这股力量的妒忌之火越烧越大,直至成为毁灭于谦的一个因素。
第三,于谦本人刚直,不畏权贵,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使然。于谦做官极其公正刚廉,绝不徇私枉法,就比如石亨为了巴结于谦推荐于谦之子于冕回京做官,被于谦指斥。
《明通鉴·卷二十六》:冕既至,谦言:“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顾独私臣子,如公议何!”卒辞之。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导致“怨而訾之者益众”,幸好有景泰帝的格外信任,才得以施展才能,安然无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谦在这个封建朝廷上已经失去了基础。
第四,明英宗的私恨使然。英宗之恨于谦大约有两端:一是于谦在明英宗受困漠北的时候,于谦主战,尽管英宗因为于谦主战和在景泰帝面前斡旋而回(前已叙述),但是仍然对于谦不主和议耿耿于怀,所谓“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二是明英宗被幽禁久居南宫,听信徐有贞等人的一面之言,诬陷于谦以及王文在景泰帝病重时迎立外藩继位,这就是对于谦赤裸裸的诬陷了,其实于谦并无此事。
《彭文宪公笔记》:是年正月,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与副都御史密谋举兵,迎太上皇于南城复位,执于谦、王文、范广杀之,罢黜陈循等十余人充军为民,罪其迎外藩也。然无此事。时诸人欲张己功,假此以为名云。但是,明英宗既然对于谦有先入为主的仇恨,又对徐有贞等人深信不疑,于谦自然难逃一死。
最后,浓厚的忠君思想直接导致了于谦的死亡。据万历五年进士,时任吏部主事的屠隆说,于谦对徐、石等人密谋“夺门之变”并非不知,但是于谦认为如果以武力相抗,虽自己身家可保,但景泰帝和英宗势不俱全。因此,当他知道,徐、石兵夜入南城时,听之任之,正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于谦抱着死而无憾的精神处理此事,可惜明英宗和倒谦派并无此胸襟,为了一己之私处死了于谦。
所以,专制制度的痼疾,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加之朝臣的嫉妒以及明英宗的私恨多重因素结合起来,酿成了于谦之死的悲剧。
引用文献:《明史》、《国榷》、《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天顺日录》、《彭文宪公笔记》
6. 辽主为什么会哭?
这个史料引用就有问题,正史并无此记载,而且很明显这话不可能是耶律洪基说的,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如果硬要往耶律洪基身上套,只有一点可以贴得上:耶律洪基确实不是好战分子,尤其不愿意跟北宋开战。
所谓耶律洪基大哭,见于《河南邵氏闻见後录》: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河南邵氏闻见後录》是南宋绍兴年间的进士,邵博的个人作品,经史子集大杂烩,不是历史,更不是官修历史。所以,它可以当做文学作品阅读,或者史料参考,不可当做真实的历史。
首先邵博的这段记载,无论《宋史》还是《辽史》都没有记载,同时这段记载可谓漏洞百出:
1.四十二年不识兵戈,不知道邵博是怎么计算的
宋仁宗去世是1063年,42年前是1022年或者1021年。我查了一下史书,宋辽之间没有战争发生。1022年有一件大事:宋真宗驾崩,宋仁宗即位。那一年耶律洪基10岁,在位的是他爹辽兴宗。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澶渊之盟发生在1004年,距宋仁宗驾崩已经五十九年。期间只有1033年,发生过一次“重熙增币”事件,大宋被辽讹诈了一笔钱,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这个42年莫名其妙,居然很多人不问青红皂白跟风说事,唉!
2.耶律洪基执使者手恸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耶律洪基与宋使见面,那是外交程序,一国皇帝怎么可能在外交场合做出如此举动,这叫失礼,而且是对他辽国的侮辱,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3.给异国皇帝建衣冠冢,耶律洪基脑子里进了多少吨水
衣冠冢不好建,因为对方是皇帝,还是别国皇帝,你按什么规格建?低了不行,高了也不大合适。建完以后怎么祭祀?谁祭祀?按什么礼节祭祀?都是问题。耶律洪基自家的祖宗那么多,还拜不过来,怎么会无事生非给自己再弄出个祖宗来?
4.宋仁宗的御像,被历代辽帝当祖宗供奉,更是无语
这个就不是玩笑了,而是编者自我娱乐!分明是在作践辽国人嘛!
是的,从记录行文方式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邵博阿Q式的自慰!南宋绍兴年间是什么状况?被金国人打得抱头鼠窜,接近亡国的时候,宋人一方面怀念宋辽和平时期,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自大的方式,找回一点心里安慰,如此而已!
不过,耶律隆基不愿意跟宋为敌倒是真的。耶律隆基是辽国败亡的罪魁祸首,此人很昏庸,不辨忠奸,生活奢靡。他跟宋徽宗很类似,是个文艺青年,诗词书画,音律赋咏,无所不通,还比宋徽宗多一个弓马射猎的爱好。
辽国就是在他的统治下迅速滑落的,这家伙最令人不齿的是,耳根软得很,曾经听信奸佞之言,杀了皇后,逼死太子。若不是先辈打下的基础好,大辽在他手上就完蛋了。
这样一位一心贪图享乐的家伙,又热衷于汉文化,每年又坐享大宋的供奉。所以,耶律隆基从心眼里不愿意与宋为敌。苏辙曾经出使辽国,见到过耶律隆基,回来后评价他说:
“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念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耶律隆基临死前,还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孙子,即辽国末帝天祚帝说:“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
不愿意与宋为敌,不代表愿意给宋皇当孝子贤孙,邵博扯得有点大!
开头说这个故事有点张冠李戴,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宋真宗与辽兴宗之间的事。
宋辽澶渊之盟后,辽国罢兵,修兄弟之好,辽兴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婶。宋辽之间百年无战事,就从这里开始,以至于两国边境“戴白之人未尝识兵”,连白发老人们,都没见过打仗。《契丹国志》记载了宋真宗去世时,辽兴宗的悲痛心理:
“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入境,幽州急递先闻。帝不俟贻廓至阙,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已下皆为沾涕,因谓宰臣吕德懋曰:「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洎约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因又泣。”辽兴宗听闻消息,不等报丧的宋使到,就先为宋真宗举办了哀悼,令所有后妃以下一律戴孝哭丧。他哭道:皇兄仅比我大两岁,他走了,我也为时不多了!辽兴宗还回忆了与宋真宗的交往史,以及对新帝宋仁宗的关怀和慰问等。
曾有一次,因为臣下提到了“恒”字,被辽兴宗斥责冒犯了宋真宗的名讳。为了避讳,辽兴宗苛严到连僧人的法号都要避讳。《契丹国志》的真实性虽然也有争议,但是这是一部“奉敕”编撰的史书,所选择材料,以官方资料为准,可信度很高,至少可以看作是严肃的史籍补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多,本来是好事,但是作为后人,如果不加识别地接纳,不分场合地乱用,难免闹笑话!
7. 杭州历史上都有过哪些名字?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汉书地理志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三国、两晋、杭州属吴郡,归古扬州。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梁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桐庐,属吴州。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并桐庐入钱唐县,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年),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杭州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水牵卉服,陆控山夷”。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年)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一度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一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旺景象。每年朝廷从杭州所收商税高达50万缗,几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在元和八年(812年)中央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已经出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于杭州。当时的杭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桐庐、于潜、新登、横山、武康十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 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淳化五年(994年),改军号为宁海军节度。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之一。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年),著名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据《宋史》卷88《地理志》载,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户口数字与元丰年间大致相等,户数达203574,口数达296615。宋仁宗有诗句赐梅挚知杭州中赞美杭州为东南第一州。由此可见,在南宋定都之前,杭州是江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州城。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 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在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年),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两浙大都督府,又改设安抚司,十五年(1278)升杭州路,为江浙行省省会。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清世祖顺治2年(1645年),置浙江巡抚,驻杭州,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为浙江行省,杭州为省会。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有续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城内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郊区仍为杭县,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国力不振,民生凋敝,杭州城市年久失修,工商业也困难重重,西湖的不少景点,大多残破不堪,有的已经废圮。1949年5月3日,杭州市才获得新生。50年代以后,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先是将原有的八区改名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江干区、西湖区、艮山区、拱墅区、笕桥区;其后,艮山区并入下城区,笕桥区并入江干区,中城区大部分并入上城区,小部分并入下城区。,1958年4月杭县撤销作为杭州市郊区,1960年1月建立钱塘联社,1961年3月余杭县并入杭州钱塘联社,成立新的余杭县。1990年初,半山区又与拱墅区合并,成立新的拱墅区。1994年,杭州升格为副省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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